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并存的大趋势下，不同世代的人共存在一个时间段将成为常态。多代社会的出现，使个人发展、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面临着巨大挑战。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水平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更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等多元价值取向逐渐为社会所包容，传统家庭的模式与功能发生剧烈改变。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鼓励生育等话题从未淡出互联网舆论场，但在很多时候，针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不是偏离重心，就是混淆概念，甚至夸大言辞、闻“人口”色变。

　　究竟该如何正确且客观认识中国人口问题？鼓励生育、人口红利……这些政策或热词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仅就人口谈人口、只通过人口途径解决人口问题，行得通吗？当下，人口机会转型已经出现，我们是否认真审视这场全球人口革命，并做好充分准备？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原新教授，围绕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前景，作了一些解读。本文为下篇，上篇《人口问题的药方不在人口本身，而是做大经济蛋糕和分蛋糕》已刊发。

　　观察者网：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讨论很热闹的一个话题是人口红利，过去我们过于侧重人口数量、廉价劳动力，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并不是特别道德的，因为这是借助劳动力成本低下的剪刀差去获得经济增长。但随着老龄化少子化、人口负增长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担忧过去经济发展中所谓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从未来发展来看，人口学家是怎么看待“人口红利”问题的？

　　原新：关于人口红利，我很欣慰的是我个人从2014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至今，我的观点被大多数人采纳了。

　　人口是很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源的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是靠人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讨论人口红利，一定要分清楚两类概念，一个叫人口机会或称人口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另一个叫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

　　人口窗口或者说机会，是人口学概念，人口红利则是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是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是由人口条件转化而来经济产出，如GDP 、国民收入、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人口机会不会自动的转变为人口红利，从人口机会窗口到人口红利，推动的中间力量是什么？就是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发展政策，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就业政策。打个比方，你30多岁博士毕业，但走向社会以后找不着工作，那只能说有条件没红利，因为你没有和生产工具结合，创造不了社会财富和价值。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谈到中印人口转型时，因为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所以看好印度的人口红利。我说你们可能错了，印度不是人口红利强，它只是人口机会比中国好。可以说印度未来四五十年的人口结构、人口数量的变化，很像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状况，换言之，印度具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集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但能不能采集得到人口红利，这不是中国人的事儿，是印度人自己的事儿。

　　我一直坚决反对“人口红利消失”一说，提出“人口红利转型”。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快速增加，近乎无限供给，当时劳动力价格还便宜。中国通过开放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三来一补”工厂，建设世界加工场；对内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构建了一个以出口型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让这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能尽量的充分就业，把人口机会转变成了人口红利。最终成果就是，形成近40年的GDP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

　　从今往后看，人口机会发生了转变，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但规模依然巨大；同时，更大的转变是高等教育人数在上升。

　　关键是我们健康条件的改善，根据2023年公布的健康数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供给组织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我国位列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所有的健康指标都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国民健康状况的巨大改善，给技能性、知识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飞速进步。2022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59.6%，快速跨过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现在进入普及教育阶段，目前累计的大学毕业生已达2.5亿人以上，占总人口的17.6%。

　　对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大学学历及以上人口不到700万人，占总人口的0.6%左右。短短40年，我们的高学历人群增长如此巨大，现在相当于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大学生。2019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2022年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中国进入大学高等教育招生和高等教育毕业“双千万”的时代。据估算，根据当前在校学生数量来说，至少能持续五六年以上；而根据适龄高等教育人口规模来算，还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目前超过10年，本世纪中叶将达到14-15年。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中等职业教育，我称之为进入“半千万”时代。现在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将近600万，想象一下1500万以上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才，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多大的后劲？！

　　综上所述，我们的人口质量在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形成了人力资本逐渐雄厚加人力资源依然巨大的混合型人口机会。

　　但核心问题在于，能不能充分利用好这样的人口机会，并不是人口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

　　现在社会上出现教育、就业内卷等等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弱化。未来的人口机会已经转型，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变成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就业战略等一系列战略就是要保障充分就业，让既具备素质又具备数量的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把新的人口机会变成新的人口红利。

　　观察者网：您前面有一个话讲得特别好：人口红利要靠社会整体发展，能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将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这两年社会上的讨论似乎把“红利”这个词的意思模糊化。

　　观察者网：我们现在提到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其实背后也是跟民生经济息息相关。从互联网的反应来看，尤其是对于正处在生育年龄阶段的人而言，很多政策像是产假、补贴等等，带来的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有时反而造成民众的一些反感。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这种情况，怎么看？

　　原新：其实，生育者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肯定要生育的，有没有支持政策都会生育；一类是肯定不生育的，有没有支持政策都不生；还有一类是在生育与不生育之间犹豫的人群，问题的关键应该去问那些正处于生育期，在想生和不想生之间犹豫的人，去问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才愿意生孩子。

　　而第三类人是我们做工作的重点人群。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生育政策，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可以说在五个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时间支持，延长了产假，设立陪产假和照护假；经济支持，个人税收减免和生育津贴；技术支持，对大龄孕产妇的产检、孕检，以及加快应用一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支持，比如普惠制托育服务，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把每千人达到4.5个托位数写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环境支持方面，深入建设友好型社会等等。

　　我们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不够。一方面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还是没有真正了解年轻人的真实想法。

　　我自己的感受是文化观念的改变很大。最明显的特征是，从集体主义文化变成了个体主义文化。我现在看见七八十岁的人，我也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过去要生四五个孩子？很多人先是被问住，想了想再告诉我说：“人家都生，我也就跟着生”。

　　这种从众化的行为，实际上来源于集体主义文化。过去是孩子家庭中心，一家人甚至一大家族都围绕着孩子的生养育而运作，今天是自我中心，所有的生活是围绕着自我展开的，而现在的年轻人都追寻个性化，所以想生的、不想生的、想结婚的、不想结婚的，都可以存在，这个社会也很包容。

　　第二，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说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改变。过去低消费、低收入的计划经济阶段，两个人组成家庭、养育孩子，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孩子多也是家庭经济利益的体现，对于家庭是有利的。但现在的社会阶段，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条件、就业条件、职业声望和收入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她完全可以不用依附于别人生活。如今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四个层级的高等教育，在校女性比例都超过50%了。

　　所以，说得通俗点，自己的教育条件、生存条件、生活条件、收入条件都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不用依附任何人，都能生存得很好，为什么还要依附他人、一天到晚为各种琐事操心？

　　再者，从生孩子的角度来说，我也问过一些年轻人，人家说生孩子是三辈子的麻烦：自己以及家庭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代人；生育下一代，生了要负责养大，生养又是一代人；自己把孩子养大后，他们还要生下一代，又要负责隔代照料，又是一代人。自己、儿女、孙辈，这不就是三代的麻烦嘛。

　　第四，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由家庭承担的一些基本功能和发展要素，如生育、养育、教育、经济、交往、养老等等，随着家庭人口减少、代际结构变化，延续这种功能的人口基础已经瓦解，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社会化服务。

　　你想，家庭功能、生育功能、教育功能、养育功能、养老功能等等这些原本由家庭承担的功能，到现在，家庭结构慢慢支撑不了了，但这些功能不可能消失，所以就外化到社会化服务，这些服务是需要的。但就目前而言，社会化服务尚未完全能够替代过去的家庭发展功能，还存在较大差距。

　　再往前走，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曾经追求的东西和现在追求的也不一样，这些方面都在发挥综合性作用。

　　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非常发达的经济体，各项公共政策仍有待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刚提出一两年，像西方发达国家、即便是一些北欧国家人均GDP10美元以上，家庭生育支持投入已占GDP的3%左右了，也只能维持1.5-1.6的低生育率。而相比它们，我们现在的投入微乎其微。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问道与当下正处在生育期的年轻人，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策加持下才愿意生育。

　　此外，对于政策本身的解读，有人认为三孩政策基本没有成效，这毫不奇怪，因为全社会愿意生第三个孩子的人本来就很少。

　　当然，要知道提振生育率的道路漫长而曲折，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经济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