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位演员所饰演的角色人物背后的形象变化，也是中国涉案剧三十年来的多角度变化。不同时代下的影视工业体系作用于其间，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截然不同的具象表达与独特气质。

　　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也同时拉开国产“涉案剧”的发展序幕。在此阶段的具体表现便是让打造“海岩剧”成为一种可能。

　　随后，海岩在剧作意义上进行了一次自我变化。理想化的“英雄主义”开始以现实主义、个性主义为主导，而情感关系的塑造，让“人”变得更为立体、形象、现实——警察也开始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而刻板形象，游走于道德与情感的微妙边界——“爱情＋案件”的叙事模式，逐渐成为“海岩剧”的独特标识。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那些年代里“海岩剧”：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产生情感纠葛，甚至深入敌方，但在彼此纠缠、斗争的过程中，并未被同化或改变，而是坚定信念，最终被淬炼为真正的“人民战士”。

　　这种成体系的、“主旋律”叙事模式也更为符合观众与主流的双重态度——观众希望在涉案剧中看到更具情感性的“人”，官方也希望突出警察的正义、果断与勇敢，而这二者在海岩剧中得到统一。

　　时任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制片主任的刘燕铭，正在试水影视制作业务，《便衣警察》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口碑前置，让刘燕铭有了充足的信心，他拉来郑晓龙共同投资，由赵宝刚担任导演，姜文负责监制，共同打造电视剧《永不瞑目》。“这个电视剧班子，可以说是中国最‘绝’的电视剧班子。”，刘燕铭曾经回忆道。

　　“《永不瞑目》拍摄前我们就知道会‘爆’，电视台剧本的时候所有人都喜欢的不得了，电视台抢着买，还没有拍完这个戏就已经卖完了。”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播出的前一年，《中国大案录》正式播出，这部讲述“沉阳3.8大案”、“开封9.18大案”等大案的百集电视剧拍摄于1994年，导演叫做高群书。

　　这是高群书制作“涉案剧”的一个起点，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也意味着国产“涉案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峰——“人”的特性依旧被强调，与此前不同的是，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联被加强。

　　在拍摄《命案十三宗》时，高群书与摄制组来到监狱里，对十三宗命案的凶犯前后共做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电视采访记录，“我和方方找一台机器，把犯人的采访全都录下来，准备之后再创作。”

　　这些还原罪犯犯案的动机、心理及作案过程的采访片段作为一个部分，与电视剧情节有机结合，从而成为完整的电视剧叙事主体。

　　“拍《命案十三宗》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电影意识，也做了好多实验。”高群书以电影意识做电视剧的另外两个维度，一种是镜头语言，另一种则是叙事结构，前者见于《征服》结尾的镜头设置，后者则见于“猴皮筋叙事法”。

　　“猴皮筋叙事法”则服务于高群书的“悬念”制造——指一个戏剧高潮过去，往下一个高潮推进的时候，故事就像一条猴皮筋被慢慢地拉长，然后又被迅速地放回来，接着继续拉长，再一次放回来，来回三次才到下一个高潮。

　　叙事技巧之外，“人”在高群书的作品中，被置于同样高度——在他看来，涉案剧如果要做得好看，“人”必须要真实地发挥作用——被表达，被剖析。

　　“我喜欢人物，关心剧中的人物是否有意思，有价值，以及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可启发的东西。”，“涉案剧”中的人物塑造，通常牵涉两极性的讨论——海岩以感性情感作为注入，润滑正反两派对立的边缘，而高群书则将人物从故事中抽离，放置于社会与时代的大环境下，以纵深向探讨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命案十三宗》中的十三位死刑犯讲述的命案故事，高群书自己用“科恩兄弟的电影”来形容——“所有的故事挺像科恩兄弟的电影，虽然没有科恩兄弟的那么狠，但它们的基本脉络大体相似。”——“简单的关系中，人们因为小事发生口角，或者大家打麻将，或者夫妻俩闹别扭，可恰恰是因为这种情绪，或者社会环境的压力，导致每个人的想法不断地纠结，坏情绪不断积累，最后拔刀相向。”高群书认为，“过程是基于现实延展出来的脉络，也是极其现实的极端化表现。”

　　在拍摄《命案十三宗》时，高群书曾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式犯罪”——“那时候采访全国各地大案要案，就发现‘中国式犯罪’特别有意思。”

　　这种“中国式犯罪”，首先建立于“人”的属性之下，“罪犯与警察首先都是人，只是身份和立场不一样，散发的魅力也就不一样。”高群书喜欢“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座”——以“警察”为代表的“模范人物”，与“罪犯”为代表的“小人物”，其人物底色相近，并彼此交织，在表达角色的同时完成对社会的认知——通过塑造“普通人物”，完成对时代背景与社会心理的反映与刻画。

　　高群书将孙红雷演的刘华强和石兆琪演的警察徐国庆，设置为传统的警匪对立二极角色，在高群书的理解中，刘华强与徐国庆是“两个对等的人物”——“他们的能力、智商甚至善良程度都是一样的”。刘华强在剧中会当街杀人，也会对给自己递上热水的出租车司机表示感谢。而之所以二人成为一警一匪，是因为“他们出身不一样，生活轨迹不一样。”

　　在剧中，高群书将刘华强的堕落、毁灭给予充分的书写空间——穷苦的出身，让刘华强学会用拳头解决一切，“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要想不被别人欺负，能靠什么呢？恨，拳头”，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挣扎，让刘华强被迫从小人物成为黑社会大哥。

　　在一篇回忆访谈之中，他说道，“两个人都是石头，刘华强是茅坑里的石头，而徐国庆是台面上的石头，但他们的硬度都是一样的。”

　　和其他系列电视剧不同，从《重案六组》第一部到第四部这十余年的拍摄过程中，徐庆东坚持只带一个摄制组进行拍摄，没有分组。

　　“《重案六组》每一部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徐家军’——我们这个团队共同创造的。”王茜在自传《我是季洁》中这样写道。“徐家军非常强悍，我们就像大公社一样生活，每天除了拍戏就是谈剧本，徐导是一个太有凝聚力的人。”

　　演员们也需要与刑警们同吃同睡，甚至共同参与破案，切身体会刑警办案的全过程。“如果你真的不跟刑警一块滚，一块战斗，一块吃，一块睡，你根本就是一个表皮。”，饰演“老郑”的演员张潮说道。徐庆东有一种骄傲，“六组的风格，别人学不来。别的剧组能和警察一起去抓毒贩吗？”

　　区别于以罪犯视角进行表达的《命案十三宗》和以警察的视角进行标准化叙事的《便衣警察》，以“一集两案”的单元剧形式进行展开的《重案六组》，选择以警察侦破的角度进行拍摄，“没有对手，没有犯罪过程，这对电视剧来说是很难拍摄的，我们也经常走进死胡同。”徐庆东这样认为。

　　当传统两极化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徐庆东将人物重点置于“警察”的群像塑造之上。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恰到好处的幽默”成为《重案六组》的一种特色——“海岩剧”中的警察可以“悲”，《重案六组》里的警察可以“喜”——这是“涉案剧”经过多年发展以来，警察形象更为“人性”的一个进步。

　　在2010年上线》中，这种进步则体现的更为明显——警察会喝警民联谊会上剩下的十几箱饮料，喝完之后把易拉罐捏瘪，再扔到隔壁林业局楼的房顶上。老郑在会上一边说“什么素质你们？”，一边把易拉罐收好，让警察们一人五个带回家自行销毁。

　　荷枪实弹的场景比重，相比于前三部也在不断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生活气息”的表达。在《重案六组4》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家庭暴力、虐待儿童、教育不均、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开始成为案件的元素之一。

　　这种改变也从侧面反映出涉案剧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困境与难题——《重案六组》当年的热播，也导致了一种改变的产生，而这种改变最终也作用于未来的涉案剧——2004年之后，涉案剧不得在电视的黄金时段播出。

　　《重案六组4》结束后的第四年，网剧《心理罪》横空出世。这是五百导演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爆款作品，“我从13、14年就开始做网剧，这是完全划时代的一个东西。”

　　经历了前期的“野蛮成长”，“网剧”逐渐走向“高品质”的背后，代表着互联网、观众、科技、以及观影模式的逐渐成熟，“反供求”的关系开始形成——“剧的质量只能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五百说道。

　　区别于一度盛行的“IP为王”的制作思路，在涉案剧的题材及内容选择上，五百并不看重“IP”的权重——“我改编《心理罪》的时候，雷米的书已经出了很多年，剧火了之后，他的书又加印，所以剧火不火和IP没关系。”

　　《心理罪》的方木是犯罪心理学学生；《白夜追凶》中的哥哥关宏峰曾误杀队友，弟弟关宏宇则同时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扫黑行动》中的李成阳曾为警察，亦正亦邪。

　　这也直接打开叙事的另一层结构——涉案剧的主人公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警察与犯罪分子的两极化设置，人物逐渐行走于“中间地带”，复杂性与可看性更为浓重。

　　五百习惯为“人物”找“故事”。在拍摄定妆照时，五百“鬼使神差”地让“大江”拿上一个“坑坑洼洼，掉漆又有点磨痕”的粉色保温杯，“他这样的人，拿上一个粉色保温杯肯定有故事”，随后，在拍摄过程中，五百以粉色保温杯开始，为观众缓缓展开一段大江与邢凡的感情线。

　　“马帅之死那场戏，所有的镜头处理以及运镜，都是不一样的。”五百说道，这段不到五分钟的戏份，五百足足拍了三天。

　　在《白夜追凶》上线之前，五百想将这场重头戏挪到第一集，最终经过多方考虑，最终放在第二集开场，“只要观众能看完第一集，他一定会看第二集，第二集只要看了开头，就一定会‘入坑’。”

　　《白夜追凶》也开启了网剧时代下关于审查的“新定义”——拍审双方共同打造更为专业化、类型化的涉案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