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的日子，大会堂里还特地加强了警戒力量，对出入的人员进行仔细的检查。突然，二楼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动，在附近的一名服务员闻声找了过去，他竟然看到在西北侧的一个窗户的玻璃碎掉了，并且有一个枪眼，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服务人员赶紧三步并做两步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警卫人员，警卫人员立即前去查看，惊讶的是在大会堂二楼的双层玻璃的外层上有个小洞，两层玻璃中间赫然有一粒子弹弹头。

　　起初警卫科的领导以为这是特务人员进行的暗杀破坏行动，命令警卫人员提高警惕，在周总理会议结束之后汇报给了总理，周总理指示一定要快速彻查此事。

　　后来公安部组织成立了枪击案专案组，包括枪弹痕迹专家、北京公安刑侦技术人员、轻武器研究所专家等等，都来到了案发地点。

　　在对现场细节仔细的勘查后，专家确定这是一颗5.6毫米口径步枪打出去的子弹，有效杀伤距离在800米以内。为了防止有可能的“特务”跑掉，负责这个案子的公安副部长杨奇清前往现场指导，督促大家赶快找到凶手。

　　经过对玻璃上的弹孔进行分析比对，发现两颗弹孔之间是一条弧形的线，因此确定是在较远距离发射的子弹。后来经过弧线推算凶手可能是在来往的车辆之上，案发时，长安街现场有大风，天气能见度也不高。在经过和北京市政府沟通，又发动群众参与协助下，排查了当时经过长安街的约1000辆车。

　　结果仍然没有进展，这时候年轻的26岁的公安局刑侦技术员陈建华说：“如果长安街上还是找不到结果，那很有可能是在北面更远的居民区里。”对于现场专家大多认为凶手在长安街的看法，陈建华通过自己对弹道偏移和现场碎玻璃的分析，重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几天以来调查没有取得像样的进展，长安街上也找不到可疑的线索，为了早日破案，调查组决定可以试试陈建华的提议。提议报告周总理后，周总理比较认可，觉得可以试试。2月5日，调查组决定先在北京西郊靶场先进行一次试验，用部队的5.6毫米步枪射击距离100米到500米的玻璃，光一上午，就用掉了两卡车的玻璃。不过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试验400多米左右的弹痕大多都类似大会堂玻璃上的，这大大增强了大家的信心。

　　当时大会堂以北很多居民都是政府干部家庭，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当即指示：“所有住户，都要按规矩检查，没有例外。”于是检查人员对大概200多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因为当时没有禁枪令，找到符合条件的枪不少。

　　结合案发时间调查，从东到西，挨个调查制高点。因为住户太多，找了几天也没找到，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对细节不断寻找的时候，在南长安街南口的一个大宅院时，发现了关键的突破性线索。

　　在这处院子里检查时，他们看到在门卫室旁边的角落里，静静地放着一把小口径猎枪，检查人员赶紧拿起来看了看。门卫大爷说，“这几天，偶尔有小孩拿这枪打鸟。”

　　检查人员问了大爷小孩们经常打枪的屋顶，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经过观测，这里距大会堂大概有500米左右，在5.6毫米步枪的射程里，于是就把枪和所配备的子弹带回去仔细检查，最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16岁的儿子李迪民。

　　当时正在上初中的李迪民周末在家写作业，突然听到房顶传来了清脆的鸟叫声。就爬上房顶对着飞鸟的方向打了几枪，却不知道鸟没打到，子弹阴差阳错飞到了大会堂。李迪民射击的地方正好在大会堂的北面，大约是400多米，这也验证了陈建华对射击点400米的推理。

　　这也说明了，大家刚刚开始认为的“特务”人员是不存在的，只是小孩开枪打鸟的无心之失，于是就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大会堂枪击案到此算是结束了。

　　调查组后来把事情原本的报告给了周总理，了解详情后，周总理也很满意，祝贺了参与的有关部门，也着重赞扬了陈建华。经过这次事件，周总理也看出在重要场合的防卫上，还是有一定不足，民间枪支太多的现实也是比较大的隐患。

　　一、组织有关部门到现场参观，使各单位切实提高警惕性，堵塞一切安全上的漏洞；

　　后来颁布的《北京市私人运动枪支管理规定》，就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出台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意外事件的发生。

　　同时，北京市也对枪支进行了全面清查，对查出的1万多支小口径枪支，挨个进行了备案，这次摸查也对北京的安全有了不小的提升，对后来的枪支管理也打下了基础。

　　‘十年’动荡期间各地“文攻武斗”，枪支更是一度失序，民间又涌进了大批枪支，枪支管理办法已经毫无作用。当时流落民间的枪可能不少于100万支，大炮都有上万门。有时对抗的双方竟然能把小船武装起来，造成了陆海“两栖”作战的架势。中央看到这样连忙做出指示，叫停各地的武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因为涉枪，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的考验，各种持枪作案的事件增多，更有甚者是出现了威力大的制式武器，如56式冲锋枪等。持枪发生的案件，犯罪人员在作案和逃窜的过程中，对群众的威胁更大。另外，在公安武装人员抓捕犯罪人员的过程中，犯罪人员如果开枪拒捕，对警察人员也是很大的威胁。再者如果犯罪人员聚集，野心勃勃都很有可能攻击银行等金融机构。

　　如何进一步控制民间持枪，越来越有必要。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定了新一期的《枪支管理法》，进一步规定了合法持枪的范围。除了边防，偏远地区干部人员，企业事业单位保卫人员和其他极少数单位，才允许配枪。除了猎户外，符合条件的，每个人最多配两支。

　　相对于70年代，80年代配枪的范围已经做了进一步缩减，光1985年，河北省就收回党政干部不该配备的枪多达1200多支。当时邯郸市供电局副局长的枪被偷走，包括一把54手枪和10颗子弹，后来犯罪分子还用这枪打死了一县公安政委。山西一机械厂党委书记的儿子，偷出家里的枪，把女朋友打死了。类似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威胁，也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到上个世纪90年代，枪支仍然因为管理问题不断发生恶性事件。据公安机关统计，1991年到1995年的5年里，持枪杀人、抢劫和强奸等犯罪案件就有10000多起，这5年，国家共收缴各类枪支100多万支。

　　本着“本法持枪就是犯罪”的原则，1996年，我国颁布了至今最严厉的《枪支管理法》。公务用枪再次缩小范围，党政干部人员配枪的可能性被彻底废除。猎枪也被严格限制使用，范围包括被批准的狩猎场和相关科研单位，和猎户、牧民。而且对猎户配的枪，要严格根据保护野生动物的需要，进行严格限制。

　　当时一些从革命中走来的老革命，老战士，因为对往日革命岁月的追忆，会保留着一些枪支。当时的社区人员和公安人员就积极劝导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鼓励他们上交。对于他们来说枪支是用来保护人民，是用来争取正义的，和平年代当然需要刀枪入库，这他们大多很是理解，收枪过程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虽然后期仍然有走私的情况出现，但整体中国的禁枪已经走向了越来越严格化，越来越规范化了。

　　对于中国禁枪的情况，另一方面会有人从有些国外不禁枪的情况来质疑，其实国外很多国家也没有完全放开枪支的。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严控枪支的，但日本也允许日本公民可以合法买枪，用枪，条件也是比较严格，例如持枪人必须参与射击学习并通过考试。枪和子弹要在家里存放，必须分开放，同时要明确告诉警方放置的位置。每年还要把枪给警方检查，如果把枪支用于规定以外，就会有最高5年的刑罚或100万日元（约6万人民币）罚金。

　　美国是个枪支比人口还多的国家，同时立法也比较严格，规定精神类疾病患者，有犯罪记录者不可拥有枪支，买枪时要出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购买枪支的信息也会被记录在案。

　　巴西有更严格的规定，购买枪支者必须要一定年龄，同时买的枪必须在家或者单位中，不可以带出规定范围。

　　即使各国都在控枪，法律规定也比较规范，但正是那句“利器在手，杀心自起”，社会千变万化，拿枪的人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谁也拿不准。虽然说是人杀人，不是枪主动杀人，但枪击造成的破坏力，是刀具等无法比拟的，所以美国的枪击事件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枪支就随着革命燎原之势而慢慢铺开，各种各样的枪支也伴随着中国军队纵横南北，真正发挥了保家卫国利器的作用。建国后，本应该是快刀入鞘的时刻，但在当时美苏争霸和冷战背景下，人民刀枪仍在肩，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军事和建设两手抓长期存在。

　　随着苏联解体的钟声敲响，世界局势走向多极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主流，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文明发达的国家，禁枪应运而生，适时发力。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同时，进一步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不让枪支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搅局者，真正做到了让民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