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

　　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同时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十大”指出：“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1973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尽管头脑仍然很清楚，但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撑，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

　　1972年1月10日， 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这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

　　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抢救及时， 才转危为安。

　　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便迎来了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此时毛泽东的脚肿得很厉害， 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 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 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

　　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已经无法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只能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努力站了起来，向尼克松致以问候。当时的毛泽东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交谈，周恩来向尼克松解释说，这是 毛泽东这几天支气管有点发炎的缘故。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并猜测毛泽东可能是中风了。但尼克松并不知道， 毛泽东的实际病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和他会谈时，毛泽东的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 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随时待命。

　　这次会见原定只有15分钟， 但毛泽东却将它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会谈一结束，疲惫的毛泽东等客人走后，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 随后便不得不卧床休息。

　　可能是这次接见的时间太长，过于劳累，从这以后， 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 除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之外，很少有人能听懂。因此毛泽东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在整个1972年， 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似乎迅速地苍老， 曾经矫健的步伐不见了，甚至在书房里踱步时，步履也非常沉沓、蹒跚。

　　按照党章的规定，中共十大应该在1974年召开。但鉴于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以及九月十三日那次事件之后，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批判几名野心家，确立新的接班人，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

　　1973年5月20日晚，中央召开了十大准备会议。由于身体原因，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准备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了提前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决定从让华国锋、王洪文与吴德三人进入政治局工作，以及由由王洪文负责作主持修改党章的工作报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召开是一项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按照党章规定，参加这次大会的所有代表应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参加十大代表基本都是经“民主协调”，或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既不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也不对代表逐个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3年8月24日22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

　　党的十大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虽然健康不佳，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在十大召开前，毛泽东便先从中南海的住处搬进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以便在代表们进场之前，能坐在主席台上，免得让人看出他的健康真相。

　　但代表们都发现了一个事实：十大上的毛泽东，已经远不像九大那样神采奕奕，脸上和身上写满了“苍老”两个字。代表们有些吃惊与意外，但没有人愿意，也没有谁忍心承认这一点。

　　一些细心的代表同时也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瘦得特别厉害，脸上也布满了浅褐色的老年斑。代表们都知道，这几年中，周恩来太劳累了，整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异常繁重的国内经济工作和对外工作，已经将他的身体压垮了。

　　代表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确诊了膀胱癌。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周恩来依然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用他的生命，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的真谛。

　　虽然毛泽东出席并主持了十大开幕式，但出于身体原因，他没有致开幕词，也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只是在代表们掌声平息后，努力地用大家熟悉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

　　毛泽东讲出这几个字后，所有代表们都敛声屏气 仰着脑袋，望着主席台，期待毛主席再讲几句。周恩来悄悄问毛泽东：“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轻轻地摇摇头，似乎用了很大力气，才对着话筒说：“请周恩来作报告。”

　　见毛泽东的身体不允许，周恩来伸出双手，示意代表们坐下，然后宣读十大的政治报告。他的发言，也引开了代表们的注意力。

　　周恩来宣读的这份政治报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让一大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又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同志。正是有了这批老同志，国家机器才能在艰难中仍然保持运转。

　　毛泽东宣布散会时，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就站在主席台一侧的拐角里。吴护士长后来回忆说：“主席宣布散会时，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10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只有周恩来和吴旭君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毛泽东已经站不起来，更无法做到在全体代表的掌声中离开，只能坐在椅子上，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才在其他人的搀扶下离开。

　　见毛泽东没有离开，代表们更是不愿先走，只是不停地鼓掌。幸亏毛泽东的头脑还很清醒，他笑咪咪地向代表们说：“你们先走，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为打破僵局，机智的周恩来通过麦克风向代表们说：“大家先走，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请大家行动起来，分成各路退场！”

　　见周恩来出面解围，毛泽东轻轻点了点头，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周恩来这个亲密战友，总能替自己分忧解难。

　　听到周恩来的解释后，代表们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场。很多代表一边走一边回头望向主席台，也许他们也看出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但谁也不愿意相信，谁也不敢相信。此时出席十大开幕式，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从一大上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到中共十大上步履艰难的老人，毛泽东将其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十大”召开期间，中宣部和中国新闻纪录片厂派出多名摄影师，为“十大”拍摄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在这些影像资料中， 都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 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因为怕被人看出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作用。

　　虽然没有拍摄这种镜头，但毛泽东在十大的会场上宣布“十大”开幕，仍然需要拍进照片。担负这个任务的，正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杜修贤。

　　照片样稿洗出来后，杜修贤发现镜头里的毛泽东非常地苍老和虚弱，如果将毛泽东的这种形象就这样登报，必然会引来国内外许多不必要的猜测。

　　为了弥补这种反差，杜修贤施展浑身的解数，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形象不够角度补， 脸色不好光线补， 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 寻找把握“传神” 的刹那间……

　　即便是尽全力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杜修贤修改后的照片，仍然遭到了指责，严厉地批评杜修贤，没把毛主席的形象拍好！

　　杜修贤一直记得，照片样稿出来后，有人将他喊去，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语气问杜修贤： “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 他的身体很好嘛。你怎么把他拍成这个样子？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的直接领导听到这么说，他也瞪着鱼眼一样的眼珠批评杜修贤： “你照不好毛主席， 全国人民会骂死的。你这个特级摄影记者就这种水平吗？还是觉悟上出了问题？”

　　挨了无端指责的杜修贤，只得将自己拍摄照片以及技术处理这些照片的经过写成书面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汇报。

　　看着一脸苦涩的杜修贤，总理轻声对他说：“老杜，这几个人的反映是对是错，你不要怕，也不要背包袱……这不能怪你！”

　　“十大之后”，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也非常清楚。“十大”闭幕后不久，他便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了这样一段话：“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

　　1975年12月，毛泽东又在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以非常幽默的语气告诉对方：“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与上帝有个约会，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说完这段话后不到一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便于1976年9月9日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