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大足石刻全集》（以下简称《大足石刻》）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标志着这部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大足石刻现存状况的考古报告正式揭开面纱。

　　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这套全集首次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５处石窟（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为600多个龛窟的造像留下了客观真实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中收录的测绘图、摄影图片等信息，把这些石刻造像的历史风貌和真实现状永远留存下来，将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大足石刻》由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编纂出版，参与该书编写、测绘、摄影、编辑、校对的人员超过200人。该书共计11卷19册，字数超过250万字，拓片、测绘图、摄影等图片达到1万幅。

　　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面对这部鸿篇巨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主任丁明夷称赞它“堪称国内石窟考古报告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郭所长，就让方银去大足旅行社吧！在那工作西装革履，比你们文管所在大足北山石刻办公没水吃、没电用强得多！”

　　1982年的一天，时任大足县（今大足区）副县长的庹正贵和大足县文管所副所长郭相颖争执不休——一个想“挖”走刚从四川省旅游学校毕业到大足县文管所工作的黎方银，一个执意要将他留下。最后，两人达成协议：让他自己决定。

　　37年后，那个“傻乎乎”的小伙子，已是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并主编完成《大足石刻》。

　　当初选择留在大足石刻是出于对文化的热爱，那么，编纂《大足石刻》又是为何呢？

　　1985年至1988年，黎方银完成大足北山石刻154个龛窟的调查。“调查期间，看着那些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石刻瑰宝，我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它们完整地记录下来。”黎方银说。

　　丁明夷也在《大足石刻》序言中表达了当时他对石窟风化的痛心。“岁月无情，石窟永存只是一个神话传奇。”他表示，编写石窟考古报告，重现其历史风貌并传承后世，既是石窟保护的需要，也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一套系统的考古报告对大足石刻文博人来说可谓天方夜谭。

　　“1976年至1986年，我曾随父亲在北山生活10年，那时，父亲考古测绘的工具只有皮尺、画板和小板凳。”郭相颖之子、重庆出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主任、《大足石刻》总策划郭宜回忆道。

　　虽然当时没有编纂考古报告的能力，但此前《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大足石刻铭文录》等书籍的问世，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

　　1999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大足文博人的使命感更强了。2000年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期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前身）开展大足石刻考古学研究的规划，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马世长的肯定。

　　2003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组成了以黎方银为组长的课题组。2010年10月，重庆出版集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以考古报告的形式编写和出版《大足石刻》得以正式确立，并明确由大足石刻研究院负责现场调查、考古测绘、文本编写，重庆出版集团负责摄影、编辑、出版等。

　　在《大足石刻》问世之前，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纂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古报告，只有日本人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完成的《云冈石窟》。因此，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意义非凡。

　　30余米高的脚手架将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围住，几名男子站在由木板搭建成的多宝塔工作平台上，只见他们手持卷尺，边测量边记录，豆大的汗珠迫不及待地从他们的皮肤上涌出……

　　这是2013年5月至8月，时常发生在多宝塔上的一幕。在此期间，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室主任邓启兵、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能迁等6人组成的考古调查组分队，完成了多宝塔塔外龛像的调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