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近来一直高居教育话题“热度榜”前列。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从2010年开始就持续追踪研究这一政策的育人效果，对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拔尖学生培养试验个案做了深度调研，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拔尖计划学生开展了两次大规模学情调查。这两次调查横跨拔尖计划1.0时期和2.0时期，涉及新高考改革，以及从自主招生到强基计划等重要的招考变革。

　　近日，陆一团队首次披露两次调研的主要发现，从选才、培养和出路等维度，刻画一流大学拔尖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对两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本期，我们刊发部分调研结果，以期为高校人才培养带来更多启迪。

　　为回答“钱学森之问”，2009年，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联合推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该计划依托专项财政经费，赋予入选高校自主选才、自主配置教育资源的权限，鼓励探索最佳培养模式，目的是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学科，助力他们成长为科技领军人才。时至今日，拔尖计划已实施15周年，并已完成从1.0时期到2.0时期的“升级”，其重要性也早已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地位。

　　从2018年开始的拔尖计划2.0时期，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从最初18所高校的5大学科，增加到了20个学科、77所高校的近200个基地，培养理念和选育模式也进一步迭代更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在“大中小贯通”“天赋的早期发现”“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等教育理念倡导下加入进来。

　　近两年，教育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不论是大学、中小学还是学生与家长，都将在国家战略的牵引下重新确认自身的定位与方向。

　　科学有效的识别与选拔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前提。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扩招、高考统招在高分考生中区分力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在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体系下构建有益于有志向、有兴趣、有特殊天赋才能学生脱颖而出的多路径选拔方式。

　　对比两次调查样本的不同选拔方式，我们发现：在拔尖计划1.0时期，其选拔方式以高考统招为主（46.14%），自主招生次之（40.64%），竞赛保送等其他方式占13.22%。在拔尖计划2.0时期，高考统招仍为主要渠道，占59.26%；强基计划取代自主招生，占30.79%；综合评价等自主招生占3.00%；竞赛保送生占1.99%，高校专项计划占1.89%，国家专项计划占1.86%，其他渠道占1.21%。

　　从对比结果来看，目前选拔渠道仍以高考为主，尽管有如强基计划等新的渠道探索，但规模较小，考核方式较为局限，并没有与拔尖人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协同扩充。我们课题组通过系列研究发现，强基计划的选拔效果并未超越传统的自主招生模式。竞赛保送在具有特殊天赋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过程中依旧发挥主要作用。如何在总分统招外探索多种路径选拔的合适比例、优化调整强基计划选拔方案、更好发挥各类竞赛公正有效的选拔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议题。

　　从选拔的生源质量来看，近年来，在社会经济转型、新高考改革与升学路径多元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入选拔尖计划学生的综合素质有所提升。

　　两次调查对比显示，拔尖学生在高中阶段参与科创比赛的比例从22%升至27%、修读先修课程的比例从44%升至46%、培养艺术特长的比例从44%升至49%，但竞赛获奖比例则从63%降至44%，这与拔尖计划规模扩大但竞赛获奖名额并未发生明显扩大有关。总体而言，近年来进入一流大学拔尖计划的学生展现出较高的综合素质，他们在艺术特长、先修课程修读以及科创比赛参与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说明拔尖学生并非一“智”独秀，而是追求全面健康发展。

　　从拔尖计划的1.0时期到2.0时期，我国一流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拔尖计划1.0时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可归纳总结为“一制三化”，即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拔尖计划2.0时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三制”改革，推进落实导师制、学分制、书院制，这些改革举措本质上是为拔尖学生提供区别于一般学生的充足的倾斜性资源，如院士领衔的导师团队、精心安排的课程资源、优先选择的出国机会等，促进拔尖学生更快、更好成才与发展。

　　既有研究发现，院校资源投入和教师质量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显着的促进效应。通过对比两次调查发现，拔尖学生对所在项目的软硬件资源投入的评分明显提升，其中，“在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方向上，学院有相应的老师给我支持”上升5.17%、“学校或学院的设施设备能充分满足我的科研需要”上升4.70%、“我所属专业（实验室）的学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前沿”上升5.30%、“我有机会参与或目睹顶尖学术成果的产生过程”上升7.58%、“我所属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上升7.29%。拔尖学生对院校资源评价的提高，反映了各拔尖计划基地所属院校在提升教育、科研资源服务方面所做的努力。

　　每个拔尖创新人才都是独特的，在培养过程中，应在制度化培养方案下预留个性化发展空间，提升学习自由度。拔尖计划从1.0时期升级到2.0时期，拔尖学生感受“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或速度来学习”上升1.70%、“我有较大的自主权选择自己学习的内容”上升1.37%，这些变化有助于激发拔尖学生成才的自主性。

　　学习动力是驱使学生努力行动、探索求知、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源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通常学业要求高、任务重，制度化集中投入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需要与学生较强的学习动力相匹配，才能实现充分利用、达到较高的培养效率。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近年来拔尖学生的平均学习动力强度减弱，尤其是求知驱动的学习动力显着下降，而为了就业升学的学习动力显着上升，学习动机呈现出功利化趋势。

　　最近几年，我们也注意到拔尖学生感受到的学业负担有所增加，这些学生中描述“我感到学业任务设置得太多、太满”的比例上升了4.80%。如何在保证学业挑战性的同时，避免过重的心理负担，使天赋得到激活和解放，促使高能力的学生保持活跃状态，是下一步需要解答的问题。

　　同时，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轨迹中，不能仅关注教育条件、物质保障与制度资源的投入，来自同伴的精神财富和群体氛围同样重要。对比两次调查结果发现，相比于拔尖计划1.0时期，拔尖学生在拔尖计划2.0期间所感受到的“和同学在学习上暗自较劲”上升3.00%，“同学间令人倍感压力的恶性竞争”上升了14.20%，这一现象值得高度重视。

　　适度的竞争无疑可以激发拔尖学生的学习动力，推动他们追求卓越。但是，过度竞争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引发心理问题、削弱合作精神等，这些都有可能抑制真正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的涌现。

　　被精心栽培的拔尖学生的毕业去向，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发展路径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成效。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拔尖计划从1.0时期推进到2.0时期，拔尖学生本科毕业后选择国外深造比例减少，国内深造比例大幅提升。其中，国外读博比例从55%下降至25%，国外读硕比例从7.1%降低到3.3%，而国内读博、国内读硕比例分别从15.9%、7.1%上升至40.9%、14.5%。这与国际形势、就业“性价比”、研究生扩招以及强基计划提供的本研一体化培养政策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巨大潜力。

　　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能够解决“卡脖子”尖端技术，这是拔尖创新人才面临的重要使命，也是当前一流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对比两次调查结果，三项指向创新能力的指标得分均有提升。其中，“我经常会产生一些创新的主意或想法”“我会向他人推介自己的想法并力争获得认可”“我会力争所需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科研构想”的得分，分别提高了4%、4%和5%，但绝对水平仍有提高空间。创新能力的培养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而需要更长时间的环境培育，这依赖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家庭、学生、企业等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构建适宜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

　　每位拔尖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各项能力的增减值测评可以直观反映拔尖计划的培养成效。对比两次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拔尖学生对自身“克服流俗意见和偏见，进行独立思考”“审辨、反思、多角度地看待问题的能力”等思维能力的增值评分提升了19%，在“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想到自己对社会和弱势者应当负有的责任”等志向方面的增值评分较为稳定，但在“对各种科学研究水平的判断力、辨别力和眼光”“对自己的专业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价值与前景的理解”等方面的增值评分降低了6%。另外，在“与他人协作共事”“求知好奇心”方面的增值评分也略有降低。这说明，我国一流大学在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人生志向、科研品位、好奇心等方面自主培养能力仍有待提高。这些方面与精深的专业造诣有关，但更需要与之相称的人文教养。

　　拔尖计划实施至今已有15年，在此期间，我国一流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体制机制、资源整合、培养举措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并初步培养出了一批投身基础学科，在国内外顶尖大学中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人才，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当前的拔尖计划也面临缺乏有效的选才工具、高质量师资短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未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要等问题。在此，我们基于研究成果提出建议：

　　首先，在高考制度下探索能够有效识别特殊天赋才能的选拔体系。我们建议，可考虑优化学科竞赛在特殊才能选拔上的独特作用，从体量规模、题目设计、科目设置等方面对学科竞赛制度进行制度优化。同时，对于既无法完全脱离高考成绩、又在一定程度依赖高校校测成绩的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等选拔方式，可考虑探索更多具有公信力并能充分体现院校品位与学科特质的前置性测评工具，以辅助高校和专业进行针对性选才。

　　其次，需要加强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质的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当前，各一流大学的拔尖项目在经费、校舍、实验设施、出国机会、精英导师团队等软硬件资源投入上已与国际顶尖大学的培养条件相近，相比而言，高质量教师仍为稀缺资源。更重要的是，目前已经兴起的各类大中贯通的实验班，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跳级或弹性学制的意味。在这类特殊轨道上的学生因为罕见的才能，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具有相当特殊且差异很大的教育需求。当前，我们的师资水平还不能完全适配，往往只是在学科内容上提前教学或学术性的拔高。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针对培养拔尖学生的师资养成体系，特别是在人文素养、社会情感发展等方面还不能为这些特殊轨道的学生提供与其专业特长旗鼓相当的全面教养。这种情况下盲目“拔高”和“超前”未必构成优势，反而会造成教育亏欠和失衡。

　　事实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事关国家未来的建设发展，也关系到每个家庭与学生的前途与命运。当前，国家、地方乃至学校层面不断升温的拔尖计划，强烈扰动着家长与学生的神经。我的孩子要进入拔尖计划吗？我的孩子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吗？对于这类问题，其实并无标准答案，是否选择进入拔尖计划的前提，是对学生天赋才能的理性评估和对拔尖计划的充分认识。

　　一方面，拔尖计划是面向少数具有特殊天赋才能人群开展的教育实践，并不适合所有人，是否适合进入拔尖计划需要家长对子女的天赋及其在人群中所处的位置具有充分、客观而专业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拔尖计划旨在培养解决“卡脖子”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科技创新人才，其本质上是为国育才、为国选才，而不是“能者多得”。拔尖计划中倾斜投入的教育资源最终是为了引导具有罕见天赋的个人愿意付出努力并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为取得更高学业成就的学生提供的额外奖励，为了短期的个人私利而违背政策初衷进入到拔尖计划可能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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