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大冶县志》称：“铜绿山在县城西五里，山色紫赤，每骤雨过时，有铜绿点缀土石之上，如雪花小豆，或云古出铜之所。”记载表明，大冶自古以来就是产铜的地方。

　　“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公元226）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南北朝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的孙权用黄石的铜铁铸造兵器的历史，镌刻在“亚洲第一采坑”旁的浮雕墙上，17组铜浮雕述说着大冶铁矿的千年采矿史，吸引游人驻足观赏。

　　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表明，黄石地区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朝时期，晋王杨广下令在铁山南设置十座炼炉，铸造五铢钱；南宋时，岳飞令岳家军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锻造“大冶之剑”与金兵作战。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人，也留下了在黄石采矿冶炼的形迹。

　　在李社教、龚长根等长期关注黄石矿冶文化的专家看来，黄石炉火最旺、地位最高的时期应该在唐宋年间。据《隋唐五代史》记载：“唐天佑二年（905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7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这是历史上对大冶“青山”作为冶炼之所的最早记载。秦裴也因置青山场院（场为采冶机构，院为行政管理机构），采矿冶炼，大兴炉冶，成为黄石人传颂千年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秦裴之前，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武昌县令任上，为当地的矿冶开发做出了贡献。韩仲卿离任时，老百姓为其刻石立碑颂德，执笔人就是因从永王获罪寓居豫章（今南昌）、常到武昌走动的大诗人李白。他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写道：“其初铜铁曾青，未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煜为南唐国主时，析武昌县三乡，与青山场院合并新设一县，根据《庄子·大宗师》“天地为火炉，造化为大冶”之语，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

　　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在黄石现今所辖的大冶和阳新设置兴国冶。大冶地区的铁山，成为兴国冶的铁矿石基地。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官铁年总产量为1800余万斤，洪武七年（1374年）兴国冶年产铁百万斤，足见当时铁矿开采冶炼之盛。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纪念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而建的怀盛亭就在“亚洲第一采坑”边上。

　　两年前，铁山区的新桥洞经过改造后被命名“宣怀门”。长江南岸的汉冶萍遗址内，树立着两座高7.2米的雕像，是为纪念均在72岁辞世的张之洞和盛宣怀……这些无不表明，这两位历史人物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钢铁工业是近代工业之魂。钢铁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西方近代工业日新月异，“富强遂甲天下”。而当时的中国处境十分窘迫：洋务企业需大量钢铁，民间所产土铁多不合用，不得不“动靡数百万”取自于西人。“即洋针一项极小之物，计每年进中国者，值洋七十余万元”。

　　更严重的是，一旦洋人煤铁不来，各工厂废工坐困。煤铁工业直接扼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咽喉。发展本土钢铁业，逐渐成为洋务派乃至朝野上下的强烈愿望。

　　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派幕僚盛宣怀到全国各地寻找产煤铁之区，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准备创办中国的钢铁工业。1875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1877年秋，被盛宣怀聘用的英国矿师郭师敦在勘矿报告中说：“大冶县属铁矿较多……现就探见铁层铁脉约有五百余万吨之数。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年之用。”此地的铁矿石净质为60%-66%，而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净质为70%，大冶铁矿足以与英、美等国所产上等铁矿相提并论。

　　黄石，这座三千年炉火不熄的矿冶“古都”，将发展近代工业、振兴民族工业扛在了肩上。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开始在湖北大兴洋务。4年后，他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投产，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位于大冶县的大冶铁矿，作为铁厂的原料基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其规模为当时东亚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