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见图3、表2），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大家可以看到，黄线是美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蓝线是中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橙线是OECD各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7年超过30%到和中国比重不断趋同。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包括平原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6]

　　我们来看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4、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是很高的水平，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是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实际上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的单产是很低的，我去年去了南非，了解到这些国家的谷物单产非常之低。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通过70年的过程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从农业角度来看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通过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来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从世界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对此王绍光老师在上一讲已经就中国工业化和国有企业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里我再简单补充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发动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因此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说的底子薄。什么是底子薄呢？我们计算看到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比重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极其稀缺的工业资本。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要解决原始积累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并没有像所有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特定选择，我们靠自己来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1949年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7]，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即“一九开”。

　　但是，中国不仅在“一九开”的起点下发动工业化，而且迅速地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独立的工业体系。1945年，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8]到1956年党的八大，、、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9]后来我们实现了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10]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1]到2018年我们仅举一组最新数据，我国手机产量达到了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这是两个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我就不再举了。